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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宋帝国人数最多的对外征伐，当属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的西征夏国之役（史称元丰伐夏）。这场战争大宋出动了六路大军（传统说法一般称为五路，但实际应是六路）共计三四十万兵力，加上随军民夫和后续的运粮夫役士卒，则进入西夏境内的宋方人数达到了五六十万之巨，堪称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
众所周知，这场宋朝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征讨以宋方的失败而告终，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近现代的学者论述对这场战争的着力点大多是突出宋人的惨重损失；而宋神宗变法最重要的目标——富国强兵，也因这场战争被后人打上了失败的标签。不过传统说法对于宋方的损失数多有夸张之处，本文试图就宋朝在这次战争中的损失记载做进一步辨析，以求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鄜延与麟府两路的损失人数
首先看元丰伐夏中的鄜延路（大致为今陕西延安一带），此路由神宗朝名将种谔率领，人数为鄜延本路的五万四千人，加上从畿内（京师）调来的三万九千人，相加为九万三千人，包含士兵与随军民夫。
鄜延路这支近十万人的宋军经过了绥德城（治今陕西榆林绥县）外两战、无定河临川堡之战、米脂（原定难静州，治今榆林米脂）攻围战、无定川伏击战、黑水堡（今榆林子洲西南）之战、蒲桃山之战，一路占领西夏境内的米脂寨、银州（治今榆林南）、石州（治今榆林横山东北）、夏州（治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西南）、龙州（原石堡城，治今榆林靖边东南）、盐州（治今榆林定边）。
不仅重创了夏国设于东南边境的左厢神勇（治今榆林东南）与祥祐（治今横山北）两大军司的夏军，还一举收复了割让给西夏七十多年的定难之地（原定难军节度使辖地，领夏、银、静、绥、宥诸州，其中宥州被王中正率领的麟府宋军收复）。
但种谔的鄜延军在西进的路上遭遇了天寒与缺粮两大困扰，先前随军携带的粮食以及缴获的西夏窖藏谷粟因一路消耗和分给王中正的麟府路（大致为今陕西榆林东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一带）宋军（王部有十二万人，士兵和民夫各六万）而所剩不多。
饥寒交迫之下，种谔麾下的部队大量溃逃，“近（鄜延）转运司部夫往安定（今陕西延安子长安定镇）、黑水堡摺运军粮未至，所运亦不多，虽颇得蕃部窖粟，又数不至广，致士卒有饥饿逃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宋神宗得知鄜延路的后勤难以为继，担心出现更多损失，于是下诏班师。
关于种谔一军的损失，以往旧说多以“种谔驻兵麻家平以俟摺运，逾期不至，士卒益饥困。行八日次盐州，会大雪，死者十二三。左班殿直刘归仁率觿南奔，相继而溃入塞者三万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
这段记载来表示鄜延九万多人只回来了三万；如虞云国认为：“（种谔）进兵至石州，已是十月，军粮不继，又遇大雪，将士不耐饥寒，冻饿死者十之二三，大军溃散，生还入塞者仅三万。”（《细说宋朝》240页）。
再如罗琨、张永山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中写道：“当（种谔部）进至夏州索家平时，由于军粮匮乏，又逢天降大雪，士兵溃散，后来只有3万人归队。”（《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二卷：北宋辽夏军事史》270页）。
还有顾宏义的说法：“种谔军勉强进入盐州界，天降大雪，众军无食，在南班殿直刘归仁率领下仓皇南溃……鄜延军出征时有军士、民夫近十万人，而入塞生还者才三万人。”（《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257页）
对此，笔者想说得是，这段记载所说的“相继而溃入塞者三万人”并非是种谔军回来的全部人数，这三万人仅是在刘归仁的带头下逃回去的人数；刘归仁这波溃逃后，鄜延路仍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在跟随种谔继续进军。
“刘归仁率觿南奔”是在鄜延军进至麻家平（李焘：“索家平当即是麻家平也”）时发生的，“种谔至夏州索家平，兵众三万人，以无食而溃”（《宋史》卷16），“（种谔）驻军麻家平，大校刘归仁以众溃”（《宋史》卷335）。
这三万人除了士兵外，还有不少民夫，“谔驻兵麻家平，士卒饥困，皆无人色。谔欲归罪漕臣，诛（李）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请身督漕运，乃免；民夫苦摺运，多散走，稷不能禁。”
刘归仁的溃逃，是违主将节制擅自溃逃，所以他逃回去后作为违令溃还的首要责任人被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处斩，“刘归仁至，（沈）括问：‘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军符？’归仁无以对，乃斩以徇。既而上（神宗）使勾当御药院刘惟简来治叛者，括对曰：‘挂误士卒者刘归仁，已行军法。’”
那些随着刘归仁溃还的士卒，在沈括的安抚下各自“归屯”，“旬日叛者皆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
种谔在刘归仁率三万众溃逃后，没有放弃进军，而是扩大在敌境内的搜粮范围并继续前行；后方的鄜延路经略安抚司从先逃回来的溃卒那里了解了一些粗略的情况，然后向朝廷上奏道：“种谔军前士卒奔溃入寨，未知行营所在，今度种谔事势，必未能深入。”
神宗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即发诏让仍在进军的种谔还师。鄜延安抚司的奏言也可说明，溃还的三万人和种谔的行营（仍在敌境内的出征军）分开了，鄜延路并非全军溃逃，也没有只剩下三万。
而据鄜延路监军的奏报，种谔领着没有溃散的部队离开夏州麻家平后继续西进，一路挺进至白池（即白盐池，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北大池盐湖南），“鄜延走马承受杨元孙言：‘大兵至西界白盐池，去怀州（治今宁夏银川东）止百余里，种谔准诏已欲领兵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在夏州三万人溃逃后，种谔一军仍继续西进，过宥州（治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东南）境进入盐州界，进至盐州西北的白池城，离出师时计划的重要目标怀州只剩下一百公里左右。
（王中正、种谔奏：“泾原(大致为今宁夏南部及甘肃东南一带)、环庆会兵取灵州(治今银川灵武西南)渡，讨定兴州(即兴庆府，治今银川)；麟府、鄜延先会夏州，候兵合齐，进取怀州渡，讨定兴州”；怀州为夏国京畿重镇，紧邻西夏首府兴庆，扼黄河渡口）。
在白池收到宋神宗发来的班师诏书后，种谔也有了撤退的打算，考虑到杨元孙所说“去怀州止百余里”，则种谔军在抵白池后仍向西又走了一些距离。从夏州到白池的路程差不多占到本次鄜延路西征行军距离的一半，这也说明夏州刘归仁溃逃后，种谔军还远没有到全军崩溃的地步。
之后种谔领着多数兵马回师，而从另一些记载来看，鄜延路宋军仍然有一部分继续西进，到达了灵州与宋环庆、泾原两路人马会师，环庆与泾原的主将分别为高遵裕与刘昌祚，其中高遵裕所领人众（步骑八万七千、民夫九万五千）为诸路之最，拥有节制他路之权。
据《续长编》卷319所载：“高遵裕次灵州城下，鄜延、环庆两路合一军……（遵裕）不欲刘昌祚分其功，乃遣昌祚与种谔、桑湜同巡逻营寨，行二日皆遇贼，战却之。（李焘注：‘此据昌祚墓志及本传并南迁录’）”。
这段记载写到种谔与刘昌祚在灵州一起巡营乃是误记，种谔本人实际上没有到达灵州，但鄜延路或有偏师受种谔所遣，前往灵州与高、刘二军会合；神宗发给高遵裕的诏书中也提到“环庆、鄜延大兵久顿灵州城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
因鄜延军过白池后所要经过的无人区路程比之前行军所过区域相对较长，靠取粮于敌已不能满足全军最基本的需求，故种谔只得改变原计划，遣少数人马前往会攻灵州，而自领主力班师。
根据《续长编》的记载，种谔军因冻饿“死者十二三”，此部分减员范围为一万八千多到两万七千多，取中间值是两万三千余，而之前经过的一系列作战导致的减员人数，《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一文的作者赵涤贤认为鄜延军在西征中所经历的主要作战——米脂攻围战与无定川伏击战其战死人数为三千人左右。
由于鄜延军还经历了其它一些战斗，故笔者认为鄜延军的作战减员当在三千以上，加上因不良天气和后勤问题而永久损失的人数，则为二万六七千人，至多三万人左右。
再看种谔班师后神宗下达的指示，“诏：‘据种谔奏，已移军并塞。兵马暴露日久，宜令种谔部领还本路，安养士气，缮治器甲，葺补衣装，俟稍近春暖再出讨。其本路土兵各归元驻札州军城寨，蕃兵并汉蕃弓箭兵分擘于近里有粮草州军屯泊，其运粮夫皆放散，种谔下将佐随军歇泊。’”
“诏沈括：‘本路行营之师，自出境以来，逢贼大小战斗，未尝伤沮，迄今保全南路并塞。其士卒适当凝寒之际，加之尝抱饥馁，其于勤劳忠荩，可嘉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神宗让种谔麾下的“未尝伤沮”之师修整，以待春暖之时再次出征，也可见种谔之军主力犹存。
综上，鄜延一路在元丰西征中虽然损失较重，但其主力部队并未受到严重折损，九万多人出塞，没有归建的损失当为三万上下，远不是传统说法所谓的“生还归队者只三万人”。
再看原本有节制鄜延之权的王中正，他所率的本路人马为河东麟府路，麟府军遇到的问题与鄜延军大差不差，都是后勤难以为继，而因其所带人数更多，随军携带和缴获的粮草比别路更少，所以后勤的困难程度要严重一些，虽得鄜延军粮接济，但也不能摆脱缺粮的困扰。
据王中正回师后宋人的清点来看：“计士卒死亡者近二万，民夫逃归大半，死者近三千人，随军入寨者万一千余人”；前文提到，王部共有十二万人，兵民各占其半，士卒死了近两万，则回来的有四万余兵，民夫逃归大半，则回来的当在三万以上，也非一些人以为的“只有一万一千余”回来。
两者相加，麟府路兵民归者当有七八万人，相比出征时的十二万之数，损失比例大致为三分之一多点，损失率略高于鄜延路。而且神宗也给了河东麟府路回师人马修整后“依近降图画地分讨定贼境”的指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后来神宗还打算让已撤退的王中正再以所部大军接应会攻灵州的环庆、泾原等路人马，可见麟府军撤兵后也依然保留了再次作战的能力。
▲征程路上的漫漫黄沙是宋军西征最大的地理障碍
环庆与泾原两路的损失人数
接着看从灵州城下败退的环庆、泾原二军，环庆路人数前文已提及，泾原人数为兵五万一千；此二军在经过一系列作战后进抵灵州城下，又经过十八日攻城，未能占取灵州。
随即被西夏军决七级渠水淹军营，并且也遭遇了严重的天寒与缺粮困扰，于是被迫班师，在撤退路上遭遇夏军追袭，虽然泾原军殿后力战，一度击退追兵，但终难挽败势。
“贼骑追袭，转战累日，至韦州（治今宁夏吴忠同心东北），士争入寨，无复队伍，贼乘之，我师溃死者甚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
在经过混乱不堪地溃退后，环庆路行营发来的奏报可谓骇人听闻，“据环庆路行营奏，本路兵逃亡不少，几是全军溃散”，“环庆路行营经略都总管司言：‘泾原路出界正兵及汉蕃弓箭手共五万一千六十人，马五千七百八十二匹，除逃散外，见管一万三千四十八人，马三千一百九十五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1）
单看这两段，似乎环庆、泾原两路只归建了一万三千多人，《细说宋朝》、《宋夏和战实录》、《军事通史北宋辽夏军事史》这些书甚至写成“生还者仅一万三千余人”、“只剩残兵1.3万”。
但根据后来环庆路经略司的奏言：“‘昨起本路义勇、保甲赴环（治今甘肃庆阳环县）、庆州（治今甘肃庆阳）等处守御，今大军已回，乞放令歇泊。’诏依所奏，泾原路准此。并再下两路转运司，应役夫及百姓，指挥到尽放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1）。
依此奏来看，环庆路在尽起主力出征后，因本路守御兵少，所以调派民兵补充守备，而大军归来后不再需要义勇保甲守御；泾原路情况同环庆路，可知此两路仍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返回归建，并且从神宗给转运司的指示来看，民夫也回来了不少。
神宗还下诏表示，“将来再讨西贼，自泾原、环庆择便路趋灵州，当于兵行之道两旁，筑城堡约十五处，置守具，积粮草。已差李承之为陕西路都转运使兼提举泾原、环庆路军须等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1）。
元丰伐夏中担任熙河及青唐（大致为今甘肃东南及青海东北一带）两路节制之帅的李宪也上奏论说：“臣以谓今图必破兴、灵之策，先须计泾原钱帛、刍粟，复令河东、鄜延、环庆、熙河四路扬声进攻，各选步兵一二万、骑兵五七千……其四路所选兵，合泾原之师为十万。”可见环庆、泾原两路之兵并非“只剩1.3万”。
直到元丰伐夏的次年，环庆路仍上奏泾原有逃归的溃将溃兵，并被神宗释罪，神宗又进一步降旨招谕西征逃归的士卒。
“环庆路经略司言：‘泾原路第八将队将李贵扇摇兵觿逃归，乞特行遣以惩后。’诏卢秉：‘昨行营军还逃归之人，情理巨蠹，无若贵者。及今根治，不致已经释罪之人惊疑，即具案以闻。’秉言：‘贵情非巨蠹，昨以出界兵将上下失律，臣即权宜传放罪指挥，兼已奏得朝旨。若更追劾，恐致惊疑。’诏释其罪。
京西路转运判官唐义问言：‘比闻多有陕西军前亡卒首身，乞降指挥招谕，令随所在自陈，给券送归所属。’诏‘已降指挥，令开封府界、京东京西路军前士卒因寒冻阙食逃归者，依陕西、河东首限施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2）随着兵将陆续归还并受到招抚，之前各军因逃散而减少的人数会进一步恢复。
元丰四年西征结束后不过半年，宋朝又大集兵于泾原路，准备再次大举；宋臣范纯粹对于这次行动上奏建言，其中谈到：“去岁泾原、环庆两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渐以还塞，然犹士卒疾冻，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师，方是苦暑，以二十万之觿，冒犯炎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
这里所提到的“十亡四五”虽然也是巨大损失，但比之“生还者仅一万三千余”这等离谱说法，已是要轻了不少；范纯粹所说的“亡”，除了死亡外，当还有逃亡之意，由于后续仍断断续续有逃亡军士归建，则“亡四五”当有所减少。
赵涤贤认为鄜延路的损失是一个典型，可视作诸路损失的平均数；笔者详辨记载得出鄜延、麟府两路损失率均大致为十分之三左右的程度；同时我认为，由于环庆、泾原两路除了遭受天寒缺粮，还被水淹和追袭，故折损相比鄜延麟府要多些。
但由于环泾二路的后勤困难度不及鄜麟二路（环泾补给路程更短，且出界作战的一半时间是顿兵灵州城下，不像鄜麟二路大部分时间处于运动之中，后方更难寻找运动中的补给目标），其损失率也不会比鄜麟高太多，应为十分之四左右，也即是说，环庆泾原两路兵民二十三万余人，损失了八九万人。
最后看李宪所率领的人马，李宪所领的熙河路兵力有五万、七万、八万之说，另外他还节制青唐董毡的二三万吐蕃仆从军；以神宗给李宪的指示来看：
“李宪兰州（治今甘肃兰州）驻兵逾十日矣，虽兴版筑，安置戍垒，皆委官可办，固不须留连大军主领。今总两路蕃汉兵夫十余万觿，才入贼境百余里，便欲苟止，乃正犯画一拘束。可限指挥到，火急部分诸将，迤逦进兵，或东上至灵州与诸路合，或北渡河以趋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
李宪所部人马中除了兵还有夫，五万应仅是指兵而言，加上随军民夫则当有七八万，再把青唐吐蕃军包括进来就有十万了；但董毡虽称入夏境攻讨，对于神宗指示的与李宪军协力进取，董毡却没有遵守，以致青唐一路严重失期，吐蕃军在这次伐夏中实际上是出工不出力。而李宪对于神宗的指示，选择了去往灵州与诸路会攻，放弃了更为困难的凉州攻略选项。
熙河一路在此次西征中，野战基本全胜，并且没有遇到坚城阻碍，其所选取的行军路线也较易获得补给；由于前半段行军路程靠近宋熙河、泾原沿边，并且李宪在转道东上时还选取了宋境内的路线，故李部能较为及时地得到来自后方的粮饷。
后半段李宪军北进深入西夏朔方（兴、灵一带及周边地区）腹地时，由于夏军的注意力大多放到了宋环庆、泾原两路那里，故李宪军受到的阻挠也相对较少，无论是作战还是后勤都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之后环庆泾原因攻城失败而撤退，李宪这一路也就取消会攻灵州的计划，顺势班师了。
西征结束后李宪对再次讨伐西夏的建言又是边臣中最积极大胆的，并且建议以熙河兵承担袭扰牵制西夏的主要任务，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熙河路没受到多大折损。
注：元丰西征时，此图中的兰州、会州（治今甘肃白银靖远）、西安州（治今宁夏中卫海原西）、怀德军（治今宁夏固原原州）尚在西夏境内
再把以上分析的诸路损失相加，则元丰伐夏宋方诸路士兵民夫一共损失了十五万到十六万余人，这十数万人的损失，当然也并非全是死亡人数，当还有投入敌境或逃回后未归建未返回原籍地的失踪人数；虽然这也是相当大的损耗，但相比传统说法所谓的宋方在元丰四年攻夏之役中“损失兵夫四十万之巨”，十数万人的损失程度还是更贴合史实。
参考文献资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史》
虞云国《细说宋朝》
顾宏义《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
罗琨 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二卷：北宋辽夏军事史》
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
贺笃照《宋代边防战略探析》
赵涤贤《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
周振鹤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
杨蕤《〈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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